成吉思汗研究特色库

八白宫的建立
“奉祀之神”的建立
八白宫的形成
八白宫的内涵
八白宫辗转南北
八白宫集中于鄂尔多斯
八白宫定居伊金霍洛
八白宫名称变化
八白宫分散
西迁原因
各界对迁陵的态度
西迁经过
请回故地
兴建新陵
新陵落成
修缮与扩建
成吉思汗陵重修工程

八白宫的建立

      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人多为信仰原始的萨满教。他们相信世上的万物都有神灵存在，相信人去世后灵魂不灭。他们崇拜天地，崇拜祖先，祭祀长生天，祭祀祖先。
      成吉思汗去世后，为了纪念这位伟人，当时建立白色宫帐，将象征成吉思汗灵魂的灵柩、画像和遗像等安放在宫帐内，进行供奉。这一祭祀形式，由成吉思汗子孙后代及守灵的鄂尔多斯部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
      供奉成吉思汗的白色宫帐，最初称为“全体蒙古的总神袛”或“奉祀之神”。随着成吉思汗几位皇后去世，祭祀内容逐渐增多，形成多个白色宫帐，使“总神袛”的内容有所变化。
      祭祀成吉思汗及其夫人和圣物的白色宫帐，蒙古语称“查干鄂尔多”，竟为“白色宫殿”。在蒙古民族的历史上，可汗、王爷居住的院落叫鄂尔多（宫殿）。成吉思汗灵帐，与蒙古包相似，因而，历史以来称之为白宫或白室。
      在忽必烈皇帝时期，将“全体蒙古的总神袛”称之为“八白宫”。从此，在不少史料中，记载为“八白宫”或“八白室”。八白宫或八白室，是指同一神物，是成吉思汗陵寝的原型，它是成吉思汗灵魂的象征，是成吉思汗精神的象征，是蒙古族崇拜的精神偶像。

“奉祀之神”的建立

      成吉思汗去世时，随行的窝阔台、托雷两子及博斡儿出、速别台等诸将，按萨满教传统习俗将一绺白骆驼头顶上的绒毛，放在成吉思汗嘴上，留下他神灵，与他的画像和部分遗物一同供奉在白色宫帐内。这就是象征成吉思汗陵寝的“奉祀之神”。根据历史文献资料资料记载，成吉思汗去世后，在木纳山南（鄂尔多斯）一带和漠北高原两处建立了成吉思汗白色宫帐，作为“全体蒙古的总神袛”，进行供奉。
      （1）在鄂尔多斯始建成吉思汗八白宫
      黄河从发源地向东流经木纳山（阴山）以南的黄河南北的广阔的草原（后来称之为鄂尔多斯），于1209年的时候，已有蒙古人居住这一地区，成吉思汗几次攻打西夏时，成为休整大军的后方营地。据蒙古民族具有影响的几部文献巨著记载，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在木纳山一代建立白色宫帐，安放成吉思汗一些遗物，作为“全体蒙古的总神袛”进行供奉。并称“鄂尔多斯乃是成吉思汗八白宫始建的地方”。成吉思汗白宫建立后，随行的大将博斡儿出，将自己的部分子弟及部下留在这里，世代进行守护。
      （2）漠北的成吉思汗“奉祀之神”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遵照他“不发丧，勿令敌知”的遗嘱和蒙古人秘丧的传统习俗，将成吉思汗遗体从西夏秘密护送蒙古高原，到达克鲁伦河源头的成吉思汗的大鄂尔多。成吉思汗季子，监国托雷向全国发出大汗逝世的讣告，并举行隆重的葬礼之后，将成吉思汗遗体葬于阿尔泰山后、肯特山前，鄂嫩、克鲁伦、土拉三河发源之地不儿罕哈里敦山“伊克斡特克”（也叫伊克霍日克—大禁地）。这个地方，汉文称“起辇谷”。按照蒙古风俗，其墓地不堆土，只是剖开一棵大树，中间掏空，放入成吉思汗金身，然后合拢，匝以三道金箍，深埋地下，而以万马踏为平地。
      托雷监国派以乌达吉千户长所属兀良合部千人守护成吉思汗墓所在地伊克霍日克，免其兵役。他们“置遗像于其地，香烟不息，不准任何人进入此地，包括四大斡耳朵之人也如此”。“来岁春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
       将成吉思汗“真身”埋葬之后，托雷在成吉思汗大鄂尔多处又建立了祭祀大汗白色宫帐，内安放成吉思汗画像、灵匣以及一些遗物，由成吉思汗大将博斡儿出负责守护。
      在蒙古汗廷所在地的成吉思汗“奉祀之神”，仍然为“全体蒙古的总神袛”。总之，成吉思汗去世后，在木纳山以南的呼格布尔（今鄂尔多斯）和漠北成吉思汗大鄂尔多均建立了成吉思汗白色祭祀宫帐，作为“全体蒙古的总神袛”进行供奉。这一白色宫帐，就是以后形成“八白宫”的原型。

八白宫的形成

      1229年秋，蒙古宗王和重臣在克鲁伦河畔曲雕阿兰举行忽勒里台大会，于8月24日成吉思汗之子察合台、拖雷，遵照父汗遗嘱，推举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即大汗位。窝阔台即汗位后，继续了对父汗的祭奠活动，并蒙古都城哈剌和林建成后在那里建立了祭祀宫，继续由成吉思汗原来的警卫部队兀良合人负责守护与祭祀。
      窝阔台可汗之后，在贵由可汗（1206—1248年）、蒙哥可汗（1208—1259年）时期，同样继续了成吉思汗的祭祀。从窝阔台到忽必烈这一段时期，因征战频繁，成吉思汗祭奠也一直处于较为简朴的传统祭奠。
      1260年3月24日，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在开平宣布即汗位，是年5月19日建元，谥号元世祖。1263年将开平府升为上都。1264年7月，忽必烈经过四年的争夺政权斗争，终于打败了经过蒙古忽里勒台大会推举称汗的幼弟阿里不哥。8月，将蒙古都城从哈刺和林迁往燕京，改燕京为中都，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
      随着大蒙古国政治中心的迁移，在上都城西北郊建立了成吉思汗祭灵宫，时称“失剌斡耳朵”（黄色宫殿）。
      1266年10月，忽必烈在元大都建立太庙，听取丞相伯颜、安通提出的“祖宗世教，尊谥庙号，增祀四世。各庙神主，配享工程，法服祭器等事，皆宜议定”的建议，集群臣议，确定庙号，祭祀制度等。忽必烈善于采纳身边的汉臣意见，所以元朝时期，首次为成吉思汗建立祭祀庙，成吉思汗祭奠中有了一定的汉文化成份。
      忽必烈在大都建立的太庙，定为八室，其八室内供奉的神主为：
       列祖神元皇帝也速该把阿秃儿，皇曾祖妣宣懿皇后斡额仑；
      太祖圣武皇帝成吉思汗，皇祖妣光献皇后孛儿帖格勒真；
       太宗英文皇帝窝阔台，皇伯妣昭慈皇后脱列哥那；
      皇伯考术赤，皇伯妣别土出迷失；
      皇伯考察合台，皇伯妣也速伦；
      皇考睿宗景襄皇帝拖雷，皇妣庄圣皇后唆鲁和帖尼；
      定宗简平皇帝贵由，钦淑皇后海迷失；
      宪宗桓肃皇帝蒙哥，贞节皇后忽土格台。
      忽必烈在大都建立八室的同时，在上都也建立了成吉思汗祭祀宫殿。忽必烈钦定太庙八室四季祭祀的制度，并每年带黄金家族成员到上都，参加蒙古传统祭祀活动。
      从此，成吉思汗白宫也就被称之为“乃蛮查干鄂尔多”，及“八白宫”。

八白宫的内涵

      成吉思汗去逝后建立的白色宫帐，在元朝忽必烈时期逐渐形成“八白宫(室)”，历史上称之为“成吉思汗八白宫”。成吉思汗八白宫，在历史的岁月中形成别处无法代替的深厚的内涵。
      1、祭祀成吉思汗英灵的圣地。
      成吉思汗八白宫，是成吉思汗陵寝的前身，是历史伟人成吉思汗灵魂的象征，是祭祀成吉思汗英灵的圣地。信仰原始萨满教的蒙古民族，相信人的灵魂永存，因而非常重视对祖辈灵魂的祭祀。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民族的缔造者和祖先，赢得了全体蒙古人的崇拜，蒙古人将他看作是“天子”，时时刻刻祭祀这位民族英雄。八白宫，作为成吉思汗灵魂的象征，七百多年来一直是祭祀成吉思汗的神圣地方。
      2、全体蒙古的“总神祗”。
      1227年，成吉思汗去逝后，为了永恒纪念这位伟人，建立了作为全体蒙古的“总神祗”的“永世坚固的白色宫帐”。七百多年来，成吉思汗八白宫以全体蒙古的“总神祗”，一直被鄂尔多斯部及达尔扈特人守护、祭祀，世世代代相传至今。成吉思汗八白宫是蒙古民族信仰、崇拜的精神偶像。
      3、历代公认的陵寝。
       在中国历史上，从大蒙古国及元朝以来，明代、清代、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代朝廷和中央政府，尊重蒙古民族风俗，公认八白宫是祭祀历史伟人成吉思汗的祭祀圣地。并将成吉思汗八白宫看作是世界上唯一的象征成吉思汗的陵寝。
      4、蒙古民族传统文化宝库。
       成吉思汗八白宫保留着十三世纪蒙古王朝的宫廷文化、帝王祭祀文化。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的鄂尔多斯部及达尔扈特人，把蒙古民族古老、原始、神秘的传统文化世代相传。成吉思汗八白宫丰厚的文化内涵，是民族传统文化之结晶，成为蒙古民族历史文化摇篮和祖国民族优秀文化宝库。
       成吉思汗是震撼世界的历史伟人。为纪念、祭祀这位世界伟人而建立的八白宫，不仅是蒙古民族的“总神祗”，而且历来是国内外各民族人民祭祀、拜谒成吉思汗的神圣而神奇的地方。

八白宫辗转南北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始建于鄂尔多斯的奉祀之神，起初一直处于隐避状态，在阿尔布哈（阿尔巴斯）、阿拉格乌拉（阿拉善山一带）、阿拉坦特布希（阿拉善山以北）等地区迁动。十五世纪中叶，大批鄂尔多斯部从阿尔泰山脉和漠北高原进入宝日陶亥，即黄河河套地区（鄂尔多斯）之后，在漠北供奉的奉祀之神、四大鄂尔多等与鄂尔多斯的奉祀之神合并。
      在成吉思汗故地克鲁伦河源头大鄂尔多建立的成吉思汗奉祀之神，由成吉思汗季子拖雷监国主持祭祀。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即汗位后，完成了都城哈剌和林的建筑，并在都城建立成吉思汗祭灵宫帐。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在元上都、元大都均建立了祭祀成吉思汗的“失剌斡耳朵”和太庙。并钦定成吉思汗“四时大典”，制定祭祀制度。
      在元朝时期，共四处建有成吉思汗奉祀之神。即，在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漠北的哈剌和林，元朝都城元上都和元大都均建有成吉思汗奉祀之神，进行供奉。这一局面延续了一百年。
      1368年（明洪武元年），元朝覆灭。1370年（洪武三年），随着北元汗廷从上都退却至漠北的哈剌和林，在上都的成吉思汗奉祀之神也随之迁往漠北。1380年（洪武十三年），明军占领、毁坏哈剌和林时，在此处的祭灵白宫迁至哈剌和林以北的鄂尔浑一带，由兀良合部守护斡额仑母亲白宫所在地。明军退出后，成吉思汗白宫等又迁回哈剌和林。据《史集》记载，十五世纪初，“额勒锥特穆尔可汗派弟嘎玛拉去成吉思汗宫帐所在的哈剌和林，有九个斡儿朵，即四大斡儿朵和另五个斡儿朵”。
      北元蒙古可汗从哈剌和林撤退后，率蒙古大军与明军征战三十年。在这期间，在漠北的八白宫无固定地点，在北方由蒙古汗控制的草原上度过了几十年。从十四世纪开始，在漠北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的鄂尔多斯部的一部分，先后从漠北高原向西迁移，定居于阿尔泰山脉伊利、哈蜜一带，成为卫拉特（维亦拉）部，在北元时期约在1434年（永乐三十二年），隶属于由托贡太师建立的四个卫拉特联盟。1465年（成化元年），有一部分迁至阿拉善山、木纳山（阴山）以南的宝日陶亥（河套）地区。1496年（弘治九年），又有一部分离开卫拉特，从哈蜜以北，途经额济纳，进入宝日陶亥地区。
      随着守护、祭祀奉祀之神的鄂尔多斯部的迁移，在漠北的成吉思汗奉祀之神也迁至漠南黄河以北的草原。

八白宫集中于鄂尔多斯

      成吉思汗白宫的移动，除与蒙古王朝政治中心的变迁有关系外，与守护、祭祀成吉思汗白宫的鄂尔多斯部有着直接关系。特别是北元时期，蒙古各部处于分散状态，鄂尔多斯部开始离开漠北蒙古高原，向西、向南迁移，最后进驻宝日陶亥（河套）地区，对八白宫集中于鄂尔多斯，起到关键作用。
      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的部落逐渐扩大，到十五世纪初，在蒙古诸部之中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群体，被称之为“鄂尔多斯部”。鄂尔多斯人于明天顺年间（1460年时）开始进入宝日陶亥，1465年（成化元年）和1496年（弘治九年）大量入驻宝日陶亥地区，成吉思汗漠北的奉祀之神和四大鄂尔多也随着鄂尔多斯人逐渐迁移至该地区，与始建于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奉祀之神合并，形成诸多白色宫帐。从而，宝日陶亥地区，也被称之为“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意为有诸多宫殿的地方。它来源于成吉思汗宫帐“鄂尔多”一词。即指有成吉思汗八白宫等诸多鄂尔多的地方。
      1480年（成化十六年），满都鲁可汗的小夫人33岁的满都海彻辰，为了拯救散离的蒙古各部，同年方7岁的巴图孟克结为夫妻，并在哈剌和林额希哈屯祭灵宫前宣誓，由巴图孟克即汗位，“望其为全国之共主，号达延可汗”。巴图孟克达延汗在满都海彻辰夫人的辅佐下，经过30年的奋战，于1510年（正德五年）终于控制了蒙古诸部，并将蒙古诸部重新划分为六万户。其中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等万户为右翼三万户。1512年（正德七年），巴图孟克达延汗征讨右翼三万户，从青海回到鄂尔多斯，在八白宫前召开庆典大会，任命他的三儿子巴尔斯博罗特为右翼三万户济农。
      1531年（嘉靖十一年），巴尔斯博罗特的长子衮必里克墨尔根任鄂尔多斯济农时，鄂尔多斯万户所占据的地盘南至黄河内套以南到明长城，西至阿拉格乌拉、阿拉坦特布希（今阿拉善右旗一带）以西，北至伊日盖城（银川）以北的阿拉善山（贺兰山）及山后宽阔的草原一直到额济纳河和黄河后套的整个牧场。
      鄂尔多斯部进驻宝日陶亥期间，政局不稳，战乱一直不断，因而成吉思汗八白宫随守护者鄂尔多斯部在河套地区迁动。1520年（正德十五年）以后，在博迪阿拉克可汗（1504—1547年）时期，将八白宫由右翼三万户和左翼三万户分开祭祀。当时，右翼三万户中由鄂尔多斯万户负责供奉圣主白宫等圣物；左翼三万户中由察哈尔万户负责供奉所分开的额希哈屯白宫及查干苏勒德、阿拉格苏勒德等祭祀圣物。
      据史料记载，在博迪阿拉克可汗时期，“将圣主的白宫由右翼三万户之额尔德尼莫尔根济农和阿拉坦汗带上，居驻漠南，博迪阿拉克汗带额希哈屯宫帐统领左翼三万户居驻漠北”。
      到清代，鄂尔多斯万户所占据的地盘减少一半，使鄂尔多斯人聚集到黄河南岸的内套地区。当时只有一部分还留在阿拉善山以东北，黄河后套一带居住。
       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鄂尔多斯济农博硕克图在黄河南岸乌兰淖尔建立了鄂尔多斯第一座召庙“乌哈尼格巴达日古拉格齐”庙，俗称王爱召或称伊克召。博硕克图济农去世后在王爱召为他又建立了灵塔。博硕克图之子额璘臣于1627年（天聪元年）袭任鄂尔多斯济农后，为了管理和祭祀方便，将成吉思汗八白宫安放在他父亲灵塔所在的王爱召附近供奉。
      这一年，林丹汗路经鄂尔多斯，去往青海途中，在鄂尔多斯留下了全体蒙古“总神祗”组成部分，在左翼三万户之一察哈尔万户供奉的额希哈屯白宫、阿拉格苏勒德（花纛）等祭祀圣物及守护、祭祀这些圣物的部分察哈尔部民众。1634年(天聪八年) 林丹汗去世后，部分察哈尔部民众将大蒙古国的查干苏勒德（九斿白旗）带到鄂尔多斯。从此，成吉思汗八白宫及旗徽等奉祀之神，全部集中在鄂尔多斯。

八白宫定居伊金霍洛

      1634年（天聪八年），北元林丹汗在青海的失剌塔拉病故。1635年（天聪九年），林丹汗的两位夫人和儿子额哲洪果尔东归，归顺后金（满清）。接着，鄂尔多斯万户济农额璘臣也随之归顺后金（满清）。1649年（顺治六年），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新的盟旗制度，划分鄂尔多斯万户为六旗。是年九月八日，清世祖爱新觉罗福监对额璘臣及其子侄都封予爵位。
       是年，清朝派钦差大臣，来到鄂尔多斯成吉思汗八白宫所在地王爱召，召集各旗王公会议，宣诏额璘臣为鄂尔多斯左翼中旗（郡王旗）札萨克多罗郡王，世袭罔替。六旗组成一盟，盟的名称定为“伊克昭盟”。额璘臣为伊克昭盟首任盟长，并保留鄂尔多斯济农职位，继续管理成吉思汗八白宫事务。
       在清朝实行盟、旗制以后，济农这个职位，不再是集政务、军务于一身的鄂尔多斯部最高统治者，而只是管理成吉思汗八白宫及守灵人达尔扈特事务的职位。但在鄂尔多斯，历代济农，基本都是由盟长兼任，使成吉思汗八白宫及其它神物的管理、祭祀事务得以重视。
      额璘臣虽是伊克昭盟盟长，但清朝时期没有专门盟长官署，旗札萨克兼任盟长，即旗王府也就是盟长官署。额璘臣被封为鄂尔多斯左翼中旗（郡王旗）札萨克，离开属于左翼后旗（达拉特旗）的王爱召。作为鄂尔多斯济农的额璘臣，为了便于对成吉思汗八白宫的管理和祭祀，就将八白宫由黄河南岸的王爱召迁往额璘臣的封地 —— 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并将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等奉祀之神，安奉在巴音昌霍格河畔的草地上。从此，这个地方被称为“伊金霍洛”（圣主的院落）。
      后来，成吉思汗奉祀之神虽然分几个旗，分几个地方供奉，形成几个“霍洛”，但八白宫的核心部分成吉思汗灵帐一直供奉于此处。所以，这个地方又被称之为“大伊金霍洛”，成为成吉思汗“长眠的地方”——成吉思汗陵园。

八白宫名称变化

      成吉思汗去世后，为他建立的祭灵宫帐，总称呼为全体蒙古的“总神祗”。随着历史的变迁，祭祀成吉思汗的象征性神物也有很多变化。但是，总的称呼一直未变，至今将成吉思汗陵寝还称之为“总神祗”。
       从拖雷建立成吉思汗祭灵白宫以后一至直到清朝，全体蒙古的“总神祗”被称为“圣主的白宫”，“成吉思汗八白宫”。成吉思汗八白宫进驻伊金霍洛以后，清朝康熙年间首次提到“伊克昭盟境内，有青吉思汗园寝”。从此以后，外界知道鄂尔多斯有成吉思汗陵寝，便称呼为“成吉思汗陵寝”。
       在这之前，大蒙古国时期，引用了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斡耳朵）的名称，将成吉思汗及几位夫人灵帐称为“查干鄂尔多”（白色宫帐）。到元朝，成吉思汗祭灵宫帐等正式取名为“成吉思汗八白宫”。在北元时期，鄂尔多斯部进驻宝日陶亥时候，设立在成吉思汗战车上的“白室”，称之为“朝木朝克”（毡帐）。巴图孟克达延汗统一蒙古诸部，集中成吉思汗白宫等祭祀神物之后，又明确的称之为“八白宫”。
      从蒙古汗国到清朝初期，对成吉思汗“奉祀之神”的称呼没有离开“祭祀宫帐”这一主体。但到了清朝康熙年间，也就是八白宫进驻伊金霍洛以后，对成吉思汗八白宫的称呼变为“陵寝”、“陵园”，改变了其原有的意思。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清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相继有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士到伊金霍洛考察，向世界介绍了“成吉思汗陵园”。从此，在国内外，对成吉思汗八白宫普遍称呼为“成吉思汗陵”。

八白宫分散

      成吉思汗八白宫建立以来，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分散。
       第一次是，北元初期。元朝覆灭时，在元上都的奉祀之神迁至漠北。1380年（洪武十三年），明军占领哈剌和林时，八白宫向北转移，开始处于分散状态。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鄂尔多斯部从蒙古高原向西、向南移动，并入驻宝日陶亥（河套）时，八白宫随之迁移，并仍处于分散状态。
       1510年（正德五年），巴图孟克达延汗统一蒙古诸部，并将分散的八白宫集中在济农所在地，仍由鄂尔多斯万户负责守护、祭祀。
      第二次分散是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1520年（正德十五年）以后，在博迪阿拉克可汗时期，将成吉思汗八白宫由右翼三万户和左翼三万户分两部分进行供奉，其右翼三万户中由鄂尔多斯万户负责供奉以圣主白宫为主的奉祀之神；左翼三万户中由察哈尔万户负责供奉额希哈屯白宫和大蒙古国的查干苏勒德、阿拉格苏勒德等。
      1627年（天聪元年），北元即将灭亡前夕，林丹汗去青海途中，在鄂尔多斯留下了由左翼三万户察哈尔部供奉的额希哈屯白宫和大蒙古国苏勒德等神物，并将守护、祭祀的察哈尔部人员也留在了鄂尔多斯。因而，分散的八白宫等奉祀之神再一次集中在鄂尔多斯。
      第三次分散，是在定居伊金霍洛之后。
      蒙古诸部归顺清朝以后，清朝为了加强对蒙古人的控制，实行分封旗制，减弱原部族势力，消除部落可能要统一行动的隐患。在各旗之间划定界线，各旗的人只能在本旗指定的范围内活动。鄂尔多斯就被封闭在西、北、东三面黄河，南面长城的宝日陶亥（河套）里。清朝规定鄂尔多斯各旗官员不得随便越过黄河。如果遇特殊情况必须过黄河，只准从指定的渡口过河，并受到严格的盘查。
      清政府对鄂尔多斯人森严的管束，使鄂尔多斯王公感到一种冷落和压抑。当时，作为额璘臣的好友及下官萨囊彻辰曾经记道：
      丧失先祖之政权
      充当他人之奴才
      博大的福之离去
      受尽无数之苦难
      鄂尔多斯部所居住的地域变狭小，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等全部集中在伊克昭盟，祭祀费用越来越增大，各旗札萨克本来情绪黯然，因而互相推诿，使成吉思汗祭奠一度出现无人尽责状态。有的甚至说：“成吉思汗是全体蒙古的可汗，又不光是我们一家的可汗。祭祀应当由全体蒙古来负责。”这一情况一直延续至清朝廷后，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十日，朝廷下旨：近几年，鄂尔多斯各旗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台吉都已过世，即位者时间又不长，相互之间不和睦，影响了成吉思汗陵的事务，应受到责怪。此事要告诉广大的蒙古人，敬重对待其祭奠。
      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清乾隆年间，鄂尔多斯各旗札萨克，将集中供奉的八白宫的部分及一些祭祀神物搬到自己旗里供奉，只是到每年春季查干苏鲁克大祭时，集中在大伊金霍洛。
      这样，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集中供奉在郡王旗的八白宫的一部分及祭祀神物分散至鄂尔多斯各旗。在郡王旗的祭祀神物也分散至守护、祭祀的达尔扈特人集中居住的一些地方。只有成吉思汗灵帐和商更斡尔阁（珍藏）白宫仍留在巴音昌霍格河畔的大伊金霍洛。
      这种分散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得到改变。1956年，成吉思汗新陵园建立后，将分布在鄂尔多斯各地的奉祀之神，全部集中在新陵供奉。

西迁原因

      1931年（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渐对内蒙古西部加紧军事侵略的步伐，在蒙古王公上层中大肆进行诱降活动，积极策划建立傀儡政权。1936年（民国25年）5月，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顺应日本侵略者的意图，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建立“蒙古军政府”，为日本侵略者继续西进占领绥远开辟了道路。1937年（民国26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西进，到10月，先后侵占了张家口、大同、百灵庙、归绥（呼和浩特）、包头，内蒙古西部地区除了伊克昭盟、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以外，全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1937年10月，又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当时，伊盟地区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上规定为其所辖统治领域，并未被日军所占，伪蒙政权的行政力量仅能达到准格尔、达拉特两旗的河东局部地区。“七·七”事变前召开的第一次“蒙古大会”，伊盟未正式派人参加，被选为“蒙古军政府”副主席的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沙王）并未到会。伊盟的王公对德王投靠日本人的“自治”、“独立”表现冷淡。“七·七”事变后，归绥、包头相继失陷，日本陈兵黄河北岸，国民党溃军涌入伊盟，局势紧张，社会动荡。德王企图利用这一形势，胁迫伊盟王公参加“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日本侵略者也想利用德王这块招牌，尽快侵占伊盟。于是，第二次“蒙古大会”举行之前，一个化名为乌吉达（即内田勇四郎）的日本人，奉日军包头前线指挥官命令，打着德王的招牌，秘密来到伊盟。乌吉达首先来到郡王旗，向郡王旗札萨克图布升吉尔格勒（图王）宣布来意。此次来伊盟是为再一次促沙王及其他各旗王公达成如下协议：一是迅即通电脱离国民党政府，宣布归顺日军，接受联邦（盟）自治政府的领导；二是从速把成陵迁到安全地带，以免让“敌人”劫去；三是各旗王公必须由沙王率领尽快来此处聚集，然后同他一起前往包头，谒见日军前线指挥官和德王，共商成立联邦（盟）自治政府事宜。
       伊盟盟长沙王立即召集各旗札萨克会盟，商议对策。多数人认为，伊盟蒙古族力量不足与日军抗衡，但也不能屈从乌吉达的逼降要求。为缓和当时的紧张局面，采取拖延办法，由沙王向乌吉达陈述了三条理由：一、鄂尔多斯蒙古人象爱护眼珠一样守护成陵，逢节隆重祭祀，几百年来成陵从未移动过地方，猝然迁陵，恐民心有变；二、伊盟尚在国民党武力掌握之中，如伊盟王公对日军有所表示，国军就会先兵伐蒙旗，旗民王公不能幸免于难；三、要求向各旗王公秘密输送武器弹药，以加强盟旗武装。对于伊盟王公的周旋，乌吉达仍然坚持他的意见，特别坚持的是要搬迁成陵，其理由是“防止汉人阴谋劫持”，“在蒙古联邦（盟）自治政府宣告成立时，蒙古民族要共同瞻仰祭祀”。在伊盟王公们的坚持下，乌吉达只好作出让步，答应成陵暂时不迁，由蒙旗负责保护；日军未进入伊盟之前，暂不通电宣布归顺日军。但他仍然威胁伊盟王公，一同去包头商谈建立联邦政府一事。图王事先与地方武装取得联系，在去包头途中遭阻击，智退乌吉达，使乌吉达企图裹胁各旗王公随他秘密前往包头的阴谋未能得逞。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于1937年（民国26年）10月成立后，伊盟副盟长兼杭锦旗札萨克郡王阿拉坦鄂其尔（阿王）加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德王特派伪蒙古军的潘井指导官和团长图门巴雅尔率领一团骑兵，前往杭锦旗迎接阿王。1938年（民国27年）春，德王任阿王为伊盟代盟长，在包头成立了伪伊盟公署。日本侵略军任达拉特旗保安团长森盖林庆为伪鄂尔多斯挺进军司令。
      伊盟当时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乌吉达的伊盟之行，其骄横态度表明，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威胁伊盟王公，以便扫清障碍，渡河南下，实施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德王对伊盟王公不积极支持他的“自治”、“独立”很不满意，这显然是他企图迁走成陵作为欺骗广大蒙民旗号的障碍，因此拉拢阿王投降，扬言收复伊盟。这一严峻的形势，成为成陵西迁的主要原因。

各界对迁陵的态度

      1938年（民国27年），日本侵略者逼近鄂尔多斯，在日本侵略者的一手操纵下成立的以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拉拢伊克昭盟王公。并策划将成吉思汗陵寝迁往日本人占领的归绥（呼和浩特），企图利用这一招牌控制整个蒙古人。
       在这一严峻形势下，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为了保证成吉思汗陵寝安全奔走各地寻求保护办法；国民党政府一方面考虑不让成吉思汗陵寝落到日本人手里，另一方面也考虑控制蒙古民族，积极策划迁移成吉思汗陵寝；鄂尔多斯王公贵族及群众，一时无法接受将成吉思汗陵寝从故地移至他乡。最后，为了成吉思汗陵寝的安全，各界只好服从国民党政府的决定。
       一、沙王签请移陵
       1938年（民国27年），以沙克都尔札布（沙王）为首的伊克昭盟蒙古族上层中的抗日爱国人士，深刻地感觉到了日本侵略军日益逼近的严峻形势。日本人乌吉达到伊盟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胁迫伊盟王公将成吉思汗陵寝迁往日寇占领的归绥，以便在他们控制的德王这块招牌上，再加上能够号召整个蒙古民族的旗号。显然，德王的迁陵之举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服务的一个阴谋。虽然乌吉达的蛮横要求暂时被伊盟的王公巧妙地拒绝了，但蒙古人民崇敬和信仰的成吉思汗陵寝，仍然随时面临着随着日寇的西进而被德王劫持的危险。如果不能保护成吉思汗陵寝的安全，就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沙王等伊盟王公就会成为民族的罪人。
      沙王深刻认清了这一严峻的形势。1939年（民国28年）3月14日，向杭锦旗札萨克下令称：“德王准备劫取成吉思汗灵，在三月大祭时搬到绥远，以便招亻来蒙古人。日本人已同意。为此通知前沿部队，并加强势力，严防敌人劫走。”1939年（民国28年）初，沙王在重庆期间向国民党政府报告此事，国民党政府提出迁陵之意见。为了避免“汉人劫陵”的说法，蒙藏委员会要求让沙王“务必正式提出迁陵签请”。为此，沙克都尔札布在重庆向蒙藏委员会并转总裁、行政院递交了移陵签请书。签请如下：
      查伊克昭盟，位滨黄河，地接绥包，久为日寇垂涎之区，去年虽经敌伪数度进攻，幸赖军队精诚团结，迭次予以重大打击，卒未能使越雷池一步。将来演变至何程度？殊未敢逆料。兹拟转移整个蒙族观念，保护祖先，杜绝敌人利用，以策安全起见，拟将伊金霍洛成吉思汗灵榇及豪伦哈腾伊金（即成祖第二福晋）哈拉苏力德格根（即成祖御用之矛），迁移于后方，其地点暂择定青海西北部，柯尔洛果贝子旗柴达木，“该部左右两翼八旗，该管左翼盟长索诺木旺济勒，为成吉思汗第十四世孙古什汗之后裔。”较为适宜，至其他尚有祭品数种，统由筹备专员设法移运，一但战争结束，时局奠定之后，仍请迁回！如蒙裁纳施行，事前尚须遴派专员筹备一切，所拟是否有当？用特签请贵会岱呈
      总裁行政院核示祗遵！
      伊克昭盟盟长兼吉农沙克都尔札布谨签
      二、国民党政府决定移陵
      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德王企图劫持成吉思汗陵寝以作号召的阴谋，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国民党政府意识到，一旦将成吉思汗陵寝迁至日本占领区，这将会给整个蒙古地区的抗战形势带来更大的不利。1939年（民国28年）2月22日，设在榆林的绥蒙指导长官公署向重庆的蒙藏委员会发电密报（第249号）：“据报德逆已得日方同意，派人潜伏，拟乘隙企劫成吉思汗灵寝，籍资号召”。
      蒙藏委员会对这一电报消息十分重视，该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于2月27日即向总裁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上报此电（常字第346号），并转知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常字第347号）。3月13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签发渝密字第21号训令（吕字2503号）称：“据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密呈，以据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签请将成吉思汗及其福晋之灵榇暂移青海西北部柯尔洛果贝子旗，免被敌人窃据利用”，“经陈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一次常务会议决议：可先准备于必要时迁移青海，其办法由蒙藏委员会商沙王拟定”。这一训令表明，1939年（民国28年）3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成吉思汗灵榇迁移青海。
      蒙藏委员会根据行政院长的训令，因“于军事政治两方面具有关系”事关重大，立即与军事委员会共同商约了移灵的具体办法，于3月18日呈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其迁移办法如下：
      遵拟成吉思汗灵榇迁移办法
      一、地点：遵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必要时迁移青海，但拟第一步暂时移甘肃榆中县兴隆山相机再行迁移以免运迁青西且不便移还原地
      二、路线：由伊金霍洛用驼轿到榆林换汽车抵西安再转榆中
      三、起灵致祭：由中央令派沙王图王傅主席邓军团长荣总管石参赞等为起灵致祭官以沙王为主祭其余陪祭
      四、护送：由蒙藏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及沙王各派一人护送专员并由中央指定一人为主任由天水行营酌派得力宪兵一连沿途护送
      五、沿途迎祭：由行政院军委会通过沿途军政当局迎送及致祭保护
      六、安灵：令该管省府筹备安灵处所
      七、护陵：由军委会酌派驻防步队一连常以守卫
      八、通令：起灵时由沙王通令乌伊两盟各旗明示移灵之意义安灵后由中央通令蒙古各盟旗暗示抗战结束后仍将灵移回原地
      九、经费：移灵经费由军委会之战务费内支出原有守陵人员及诵经喇嘛之俸给及他关于灵榇之经常费用，由蒙藏委员会开列预算呈请行政院核发
      4月8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向蒙藏委员会发出训令（吕字第3450号）：“所拟成吉思汗灵榇迁移办法，业经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次常务会议决议‘如拟办理’”。
      国民党政府确定将成吉思汗灵榇迁移的地点时，征求了好多知名人士意见。他们考虑到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经过甘肃，并去世在甘肃。为此，决定第一步暂移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
      三、鄂尔多斯王公疑虑重重
      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成吉思汗陵寝西迁后，鄂尔多斯王公对这一决定疑虑重重，纷纷表示不同意。1939年（民国28年）6月13日，沙克都尔札布给郡王旗的书中称：“中央政府下文，速将成吉思汗陵寝临时转移到安全地方，此事已转告各旗，本想让各旗札萨克协理的代表、管旗梅林、札兰章京等聚在一起，商定无论如何不能将成吉思汗陵寝转移他乡。但中央政府突然派专员，并用大军强行迁移”。
      1939年（民国28年）6月3日，济农图布升吉尔格勒给准格尔旗札萨克的书中称：“虽然中央政府和盟长被迫决定迁至他乡，但是世世代代祭祀供奉的成吉思汗陵寝，应以众人的力量共同请求，寻求暂缓迁移的办法”。
      1939年（民国28年）5月26日，国民党中统局第一组特工人员刘桂由榆林发给中统局的密电称：“根据种种事实上之理由，确不宜即行迁移成吉思汗陵寝，而中央似势在必行，恐不免引起蒙人反感”，“沙王受中央优遇情绪自有不同，然见各旗反对，已有悔意”。在刘桂同时呈报陈立夫的电文中，又详陈移陵的困难，说：“蒙古人认陵寝为不可擅动之圣地，移动必招祸”；“此时骤然移陵，蒙人必认为中央已决计放弃伊盟，人心必因之动摇”；散处伊盟各旗的“达尔哈特蒙人世袭守陵，以此为生，移陵必须同时悉数迁移，一时困难甚巨”；沙王“见各旗反对，已后悔无及”等等。陈立夫将此报转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吴的答复是移陵一案“由沙王呈请提经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欲遽变前案，恐甚困难”，仍坚持移陵的决定。
      就在这时，蒙藏委员会派出的移陵护送主任专员楚明善和军事委员会派出的护送专员唐井然于5月21日到达榆林，并称“卫士宪兵准备于二十八日后开始迁移”。在这之前，5月17日邓宝珊率二百多名军人进入扎萨克旗和大伊金霍洛。“蒙人见阻止移陵无望，意欲留成妃陵及遗矛在蒙，以资供奉。最后沙王于八日晚与邓宝珊会见时，谈及此点声泪俱下”。1945年（民国34年），沙王去世前掉着眼泪给儿子鄂其尔呼亚克图留遗言道：“我怕日本人劫去成吉思汗陵寝而西迁。看国民党这个样子，不一定让成吉思汗陵寝返回故地，如果是这样，我不仅没有功劳，而成为罪人！我儿子啊，你一定要竭尽全力，无论如何将成吉思汗陵寝请回鄂尔多斯”。
      四、达尔扈特人提出要求
      世代守护、祭祀成吉思汗陵寝的达尔扈特人及鄂尔多斯蒙古人，不理解国民党政府强行移陵之事，对其持反对态度。甚至埋怨沙王提请移陵之事。国民党中统局第一组驻榆林特工人员刘桂于1939年（民国28年）6月19日反映“蒙人对成陵南移反感颇深”的电文中称：“蒙人骂沙王收受中央法币十万元，出卖祖宗尸骸”；“事先保护陵寝之达尔哈特准备抵抗，见国军调来甚多，知抵抗无力，酝酿请愿又未成，改消极抵抗，相率逃亡，人力物力丝毫不供给移陵之用”；“护陵之达尔哈特随陵来者不过三数十人”；“陵启后蒙人见阻留无望，沿途老幼男女焚香跪拜，道旁号泣痛哭如丧考妣”。
      达尔扈特见部队突然进入准备迁陵，全力阻拦。负责迁陵的国民党官员解释说：政府完全为了保护成吉思汗陵寝这一重要文物，才迁移。赶出日本人后再请回鄂尔多斯，永远供奉在这里。达尔扈特人有何要求可以商量。
      达尔扈特亚门特见抵抗无力，阻拦无奈，同时也考虑到成吉思汗陵寝安全，同意国民党政府移灵决定，但最后提出几点要求：
      第一、无论迁往何地，必须有足够的守护成吉思汗灵柩和苏勒德神物的达尔扈特随同前往，对此决不允许阻拦。
      第二、不论迁到何地，必须按蒙古人的习俗，举行原有的祭祀，不能出任何差错。这次是由民国政府迁移的，因此一切祭祀费用都由政府负担，并按时供给。
      第三、请迁灵柩时，必须充分尽到蒙古人的礼仪，途中充分尊重和照顾众多蒙古人的膜拜、祭祀。
      国民党迁陵官员答应了达尔扈特的要求，迁陵之事成为现实。

西迁经过

      1939年（民国28年）5月底，国民党政府委派的移灵人员到达沙王府和大伊金霍洛，做移灵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于6月10日起灵，经榆林、延安、西安，7月1日抵达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
       一、迁陵人员组成
       1939年（民国28年）4月26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向蒙藏委员会发出训令（吕字第4108号）转达军事委员会同意沙王等七人为起灵致祭官，并以沙王为主祭官，同时任楚明善（蒙藏委员会派出的移陵护送专员）、唐井然（军事委员会派出的移陵护送专员）、贡布扎布（郡王旗西协理）为移灵护送专员，楚明善为主任专员。
       国民党中央政府委派的起灵致祭官为：沙克都尔扎布、邓宝珊、高双成、石华严、荣祥、袁庆曾（傅作义的代表）和图布升吉尔格勤（图王）。这些人员于6月10日到扎萨克旗会齐。起灵时，图王因病未到。
      鄂尔多斯方面护灵人员为：郡王旗西协理贡布扎布为鄂尔多斯七旗护灵代表，另有几名从各旗来的随行工作人员；达尔扈特方面是，达尔扈特小达尔古巴音扎布、大达玛拉巴雅尔达来以及巴图贺希格、乌日图那顺等36名达尔扈特护送成吉思汗灵柩西迁。
      护送部队为：邓宝珊军团长部下的全副武装的由二百多名卫士宪兵组成的护灵部队。
      二、西迁圣物
      成吉思汗陵寝西迁，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其西迁的奉祀之神为：在郡王旗大伊金霍洛供奉的成吉思汗与孛儿帖格勒真哈屯灵柩，在扎萨克旗小伊金霍洛供奉的成吉思汗第二夫人忽兰哈屯灵柩，在郡王旗苏勒德霍洛供奉的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因此，对成吉思汗陵寝西迁，当时说迁走了“三个霍洛”。所谓“三个霍洛”，是指上述圣物所在地。
      关于大伊金霍洛成吉思汗灵柩，据国民党中统局第一组于6月8日自榆林发至重庆并转蒙藏委员会的电称，“成吉思汗之遗骸在外蒙，葬处无人确知，此次所移者仅为蒙古包即幌幡及一铁箱，内藏有生羊皮七张，裹一黄锻包袱，袱内有数寸大小之方式木盒，盒内何物无有知者，此外并无他物”。对这次迁移的圣物，当时有人记载道：三个灵柩，中间较大的是成吉思汗灵柩，左右两边是孛儿帖和忽兰夫人的灵柩。还有苏勒德，成吉思汗的银鞍、弓箭等纪念物。
      成吉思汗陵寝西迁时，守护、奉祭的随行达尔扈特也携带了马鞍、弓箭、剑等圣物和一批金银祭祀器皿。
      三、起灵西迁甘肃
      1939年（民国28年）6月10日，由沙克都尔札布盟长主祭，鸣放三声礼炮，将灵柩请入套骡子的轿车，起灵南运。护送移陵主任专员楚明善及专员唐井然向蒙藏委员会电告说：“当地蒙古各机关高级人员参加致祭者约二百余人，军队民众参加者三千余人”。
      听到成吉思汗灵柩西迁消息的达尔扈特和附近各旗的蒙民，云集大伊金霍洛，难舍难分，悲泣啼哭，举佛灯献哈达为成吉思汗灵柩送行。从大伊金霍洛到沙王府的四十多里远的路上，不断有蒙民迎住灵车叩头献哈达，有的老人甚至躺在当路，一定要灵车从他身上压过去。不少群众一直徒步护送到沙王府。当时，国民党一位记者写到：成吉思汗灵柩，是在伊克昭盟蒙民的泪海中，离开伊金霍洛圣地。
      灵车到达沙王府后，又连续进行了几天祭奠，同时等候苏勒德圣物和随行的达尔扈特。
      6月15日，成吉思汗灵柩被护送到榆林，榆林各界在南门外致祭，参加者达五、六万人。沙王护送至榆林后返回扎萨克旗。16日，护送移陵队伍改乘八辆汽车从榆林出发，经米脂、绥德、清涧等县，沿途军民根据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令，均组织迎送。
      6月21日，灵柩到达延安。中共中央和延安党政军各界举行隆重的迎送仪式。灵车于22日离开延安前往西安。
      6月25日，灵车抵达西安。据楚明善向行政院呈移陵经过的报告中说，西安各界在鼓楼礼堂举行公祭，“沿街香案罗列，鞭炮齐鸣，参加致祭欢迎者近二十万人，次日如仪欢送”。到达西安时，国民党中央主席蒋介石派办公厅主任宴请护灵代表。
      6月26日护送成吉思汗灵柩的队伍离西安北上，于28日到达甘肃省泾川，后经平凉，于7月1日抵达甘肃省榆中县。榆中县各界参加欢迎致祭者近四万人。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及甘肃省政府官员自兰州前往榆中迎祭，并随灵至榆中县西南的兴隆山，朱绍良率领官员扶挽灵榇登山，至东山大佛殿安灵。从6月10日在大伊金霍洛起灵至7月1日兴隆山安灵，前后共21天，途经三省数十县，按照国民党政府预定方案，完成了移陵任务。

请回故地

      1953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应蒙古族和鄂尔多斯蒙古族人民的一致要求，并转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了成吉思汗陵迁移及成吉思汗新陵园建筑委员会，决定将西迁至青海省塔尔寺供奉的成吉思汗灵榇迁回故地伊金霍洛。
       一、迁陵组织机构
       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请回成吉思汗陵，并建新陵的报告后，12月15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和绥远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成吉思汗陵迁建委员会”。委员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王再天担任主任委员，奎壁、高锦明、李文精、李振华、鄂其尔呼雅克图、金汉文、崔泽霖、朱言、嘎儒布僧格、嘎拉僧等十人为委员。
       在这次会上，自治区主席乌兰夫讲：“根据内蒙古、绥远特别是伊克昭盟自治区蒙古族人民的多次要求，成立了迁回成吉思汗陵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54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前将成吉思汗陵由青海省塔尔寺迁回，并在伊金霍洛建立新陵”。
      同时，又成立了迎灵代表团。自治区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主任克力更任团长，代表团由自治区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武达平等自治区党、政、军有关负责人以及伊克昭盟盟长鄂其尔呼雅克图、达尔扈特区区长宝锁儿、呼伦贝尔盟甘珠尔庙嘎拉桑活佛等二十九名知名人士组成。
      二、请回伊金霍洛
      迎请成吉思汗灵柩代表团，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于1954年3月15日从呼和浩特出发，经兰州于3月22日到达青海省西宁市。代表团在西宁逗留三天之后，由青海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周仁山，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席官保加及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丹木仁陪同抵达塔尔寺。在塔尔寺，按照蒙古族的传统风俗习惯，举行了隆重的起灵大祭。
      3月29日，迎灵代表团护成吉思汗及夫人灵柩，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和其他祭器等，在湟中县委护持和塔尔寺众僧的诵经声中，乘专车离开供奉成吉思汗灵达四年半的塔尔寺。
      4月3日上午，迎灵代表团乘火车回到呼和浩特，自治区党政、军领导王再天、杨植霖、孙兰峰、李世杰、孔飞以及机关、部队、团体的代表共四百多人，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迎祭仪式。
      4月6日灵车到达伊克昭盟政府所在地东胜。盟委书记李振华等与各界人士一起举行隆重的迎灵仪式，并与迎灵代表团进行了座谈。4月7日，灵车开进伊金霍洛的时候，达尔扈特和各旗闻讯赶来的蒙民中，有一百多人骑马在二十里之外列队欢迎。在到达伊金霍洛十五里长的大路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灵车在人群中缓缓地向前开进，沿途群众不断向灵车叩拜，祭洒鲜奶、敬献哈达、祭灯、彩绸、美食等。那时，伊金霍洛还不通汽车，当灵车通过沙丘、沼泽地时，群众从路旁拔上沙蒿、柠条、枳芨等，一直垫了七、八里路，使灵车顺利抵达伊金霍洛。
      成吉思汗灵柩，请回离开十五年之久的故地伊金霍洛之后，安放大祭定在4月23日（农历三月二十一日，查干苏鲁克大祭之日），与新陵奠基仪式一并举行。

兴建新陵

      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兴建成吉思汗新陵，并为新陵的建设拨专款80万元人民币。1954年初，自治区和伊克昭盟成立新陵建筑领导机构，是年4月新陵奠基，1955年春新陵工程开工，1956年新陵落成。
       一、新陵奠基
       1954年4月7日，将成吉思汗灵柩从青海迁回伊金霍洛时，定于春季查干苏鲁克大典之日，隆重举行成吉思汗灵柩请回故地安放大祭暨成吉思汗陵奠基仪式，并告知鄂尔多斯各旗。成吉思汗灵柩回到故地后的第一个查干苏鲁克大典格外引人注目。大祭开始的前几天，就有人群络绎不绝地涌向大伊金霍洛。大帐、小帐、蒙古包布满了巴音昌霍格河两岸的草滩和阿拉坦甘德尔梁周围。这里车马穿梭，人欢马叫，呈现一派敬仰、欢欣的气氛。
       4月23日（农历三月二十一），也就是查干苏鲁克大典主祭日，在成吉思汗宫帐前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中午十一时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作为主祭人，与随同的助祭人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铎、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王再天、朋斯克、奎壁，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代表萨空了，北方区行政公署委员会委员代表胡思、伊克昭盟党政领导一起进行了祭祀，向成吉思汗灵敬献了哈达、奶酒、果点、花圈。又同各位代表晋谒了成吉思汗及其夫人的灵柩。在祭典大会上乌兰夫主席激动地宣布：“今年的大祭，是在将国民党反动派劫走的成吉思汗灵柩，移回原址伊金霍洛时举行的，在今天大祭的同时，还举行兴建成吉思汗陵园的奠基典礼”。
      下午三时，举行成吉思汗陵破土奠基仪式。聚集在会场上的人们，同乌兰夫主席一起登上成吉思汗宫帐所在地以北一公里处的阿拉坦甘德尔梁上。乌兰夫主席拿锹亲自破土，埋下“成吉思汗陵奠基石”。
      二、建筑新陵
      充分做好工程准备工作之后，于1955年春，成吉思汗陵建筑工程正式开工。陵园的建筑由内蒙古自治区建筑工程局负责并承建。由内蒙古自治区计划委员会设计室工程师郭蕴诚设计。
      成吉思汗陵的设计，构思精巧，造型别致，既充分体现了蒙古民族特色，又运用了汉民族建筑艺术，使成吉思汗陵宫整体上保留了成吉思汗八白宫原有的造型轮廓，体现了庄严肃穆，雄宏典雅。
       新建的成吉思汗陵宫由正殿、后殿、东殿、西殿、东过厅、西过厅六部分组成。正殿和东西殿顶为金黄琉璃瓦，瓦上绘有蓝色的云纹图案。陵宫周围有台基和栏杆。陵宫正殿高八十尺，东殿和西殿高七十尺，后殿和东西过厅分别高三十多尺，陵宫东西长33丈，占地面积2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691平方米。
      重建后的成吉思汗陵宫周围圈了680米长，1.5米高的青砖围墙。南面围墙的正中，开两扇木栏大门。陵宫东侧建两间砖木结构的砖瓦房，供守陵人居住。陵宫东南400米处的坡下，建立了四合院式的招待所，可接待50人左右，为祭祀等事务前来成陵的公务人员提供休息、居住。
      成吉思汗陵新陵建筑工程于1955年10月30日竣工。

新陵落成

      成吉思汗新陵，于1955年10月落成后，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的指示，1956年5月将成吉思汗及几位夫人灵柩安放在陵宫内。同时，将分布在鄂尔多斯各旗的成吉思汗八白宫、哈日苏勒德及其它圣物集中在成吉思汗陵，并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和陵宫新建筑落成典礼。
       1956年5月13日，将成吉思汗八白宫集中回来的奉祀之神安放在新建陵宫之后，于5月15日，在成吉思汗新陵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和盛大的祭奠仪式。
       参加成吉思汗陵落成典礼暨成吉思汗大祭仪式的人员有：中央（民委）的关其格、内蒙古自治区以政府副主席哈丰阿、政府秘书长嘎儒布曾格为首的一百四十多人组成的代表团；自治区各盟派来的代表，伊克昭盟盟长阿日斌巴雅尔（王悦丰）等党政领导。在落成典礼上，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哈丰阿等党政领导，为新建成的雄伟壮丽的成吉思汗陵剪彩。
       成吉思汗新陵落成典礼，在雄伟壮丽的陵宫门口举行。新陵剪彩仪式之后，自治区领导及各方面的代表，步入陵宫，举行祭奠仪式，并拜谒成吉思汗画像、灵柩以及从鄂尔多斯各地集中回来的诸多奉祀之神。这天，在新落成的成吉思汗陵，举行盛大的传统查干苏鲁克大典和各奉祀之神安放祭奠仪式。

修缮与扩建

      1977年，为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对十年“文革”破坏严重的成吉思汗陵进行修缮。对部分文物进行复制，并由内蒙古博物馆张恒在陵宫正殿雕塑了成吉思汗石膏座像，背面墙上制作了大蒙古国地域图。是成吉思汗陵在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大庆时初步有了恢复，成吉思汗祭奠也开始恢复。这一年的修复，由国家文物局拨款10万元，由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负责实施。
       1981年至1984年扩建：
       1981年，内蒙古自治区和伊克昭盟拨款30万元，由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负责，更换了成吉思汗陵宫琉璃瓦顶。同时绘制了陵宫第一批壁画。壁画，从西过厅开始绘画，由内蒙古博物馆李德功等设计、绘画。
       1982年至1984年，国家民委、自治区、伊克昭盟共拨款65万元，由伊克昭盟文化处和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负责，对成吉思汗陵进行了修缮和扩建。这次主要修建上陵宫的九十九级台阶式步道，陵宫大院红墙及仿元门庭，硬化陵宫院落，建立成吉思汗陵牌楼等，修建陵园办公设施。
      1986年至1987年建：
      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1986至1987年对成吉思汗陵园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在这一年多时间里，自治区和伊克昭盟拨款359万元，对成吉思汗陵园进行修缮扩建。主要用于成吉思汗陵宫内外装修，其包括陵宫立粉彩画、第二批壁画、更换大理石地板等；修建成吉思汗陵行宫，修建仿古建筑群，修建陵宫外围墙，修建成吉思汗陵碑亭和成吉思汗碑亭，雕塑安放于陵宫正殿的成吉思汗汉白玉座像，种植步道两侧的松树，新上自来水工程，复制一批银器和祭器等，共完成四十多个工程项目。
      1990年至1995年维修建设：
      1990年，国家文物局和伊克昭盟拨款50万元，对成吉思汗陵进行维修建设，主要用于维修陵宫屋顶、围墙，修建宾馆，重修陵园外围墙。1992年，成吉思汗陵园管理局自筹170万元，对成吉思汗陵进行维修建设。主要用于陵宫顶部换瓦，仿古建筑群换顶、换琉璃瓦，修建两座蒙古包大餐厅，守陵人新住所，陵园大门，建立蒙古包群和修入口转盘路。
      1996年至1999年扩建:
      为了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1996年国家文物局、自治区、伊克昭盟拨款365万元，成立自筹20万元，对成吉思汗陵园进行维修扩建。主要用于新建苏勒德祭坛、商更斡尔阁（珍藏白宫）、宾馆高级客房及会议室，建立成吉思汗出征铜像，维修陵宫和行宫，更新陵宫内的三顶灵包，复制一批文物，建立陵史展览，拓宽进成陵道路，绿化美化环境（保罗10000平方米草坪和种植150亩树木），打深井等35个工程项目。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前夕，自治区拨款150万元，成陵管理局自筹25万元，对成吉思汗陵园进行维修扩建。主要用于陵宫大院门厅的改造，修建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展览馆，在行宫修建混凝土蒙古包，硬化行宫停车场。陵园周围种松树1200柱，绿化美化庭院1800平方米，建花卉温室210平方米。

成吉思汗陵重修工程

      21实际初，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从全市发展大局出发，实施以“大文化、大旅游、大运输”为突破口的发展三产和建设文化大市战略。并对成陵的建设做出了一系列科学决策，提出了“抓住优势，大手笔构筑，加快开发建设步伐，把成陵打造为世界级的文化旅游圣地”的宏伟目标，2004年11月底，全面启动了成吉思汗陵保护、修缮、建设工程。按规划总投入数亿元人民币，拆迁了原集镇，恢复生态，全面整治环境，提高景点档次。投入2亿多元人民币，重修陵园门牌楼、祭祀广场、成吉思汗铜像广场、九十九级台阶、苏勒德祭坛及大院、额希哈屯祭祀殿，更换陵宫大院道路，完成陵宫彩绘和壁画，修建祭祀接待处、布拉克浩特、游客服务中心、大型停车场和办公设施。工程于2006年8月竣工，使成吉思汗陵发生巨大变化。
       2007年，投入5000万元，在旅游区实施绿化、美化和亮化工程，绿化面积达60万平方米，景区主要景点、道路安装彩灯，使整个旅游区生态显著改善，环境得到优化，显得整洁优美、异彩纷呈，成吉思汗陵显现出草原帝王陵的雄姿。
       成吉思汗陵重修工程，经国家文物局和自治区比准，本着高起点、高标准要求，体现了保护为主、全面修缮、修旧如旧、尊重民族习俗，提现人民群众的意愿，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突出了深厚的内涵、优美的环境、恢弘的气势、古朴的风格、浓郁的民族特点。